本案通过对使用“鱼藤酮”毒鱼行为的深入剖析，严扣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标准，不仅对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且对其他与此案相类似的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借鉴意义。

  2015年8月24日13时许，被告人任某某（男，27岁，汉族，初中文化，无业）、王某某（男，29岁，汉族，高中文化，无业）相约到A县乙镇河道游泳，途中任某某提议购买农药“鱼藤酮”毒鱼。后二人在A县甲镇某农资配送中心购买农药“鱼藤酮”二件及白酒、洗衣粉、水桶等工具，来到A县336省道乙镇洪家院村路段，任某某将20瓶“鱼藤酮”（每瓶280ml）与白酒、洗衣粉混合后倒入原乙镇电站水坝的河道中，河水流经下游的某冷水渔业养殖基地，将基地使用河水喂养的三文鱼、红鳟鱼等各类鱼毒死38980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64300元。同年8月25日，被告人任某某、王某某投案自首。后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并全部赔偿到位。本案由A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任某某、王某某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5年12月11日A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核检查起诉。A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审查后，于2016年1月21日对二被告人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A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本案于2016年1月11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15天。2016年4月27日，A县人民法院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二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

  被告人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认为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首先，二人采用“鱼藤酮”毒鱼的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将河水中的鱼毒死后，捞起食用，不具有破坏生产与毁坏他人财物的故意。其次，受损的冷水鱼养殖基地在下游分支上，二人对养殖基地是否使用河水既无法预知，也非预知到后轻信可避开。再次，“鱼藤酮”并不属于危险物质。通过查询“鱼藤酮”的属性，证实鱼藤酮虽是农药，但专属性强，对昆虫、尤其跳甲有很强的杀处作用，除对水生动物有害外，对其他人畜安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且真实的生活中当地百姓也常用“鱼藤酮”毒鱼后食用，没再次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都会存在。最后，二人所采用的犯罪方法与放火、决水、爆炸及投放危险物质等方法的严重危险性显然不相称，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因此，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既不能认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不能认定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

  认为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首先，二人出于食用目的而往河道中投放“鱼藤酮”毒鱼，造成了冷水鱼养殖场136万余元的经济损失，其在主观上存在过失。其次，二人投放“鱼藤酮”的行为具有严重危害性，不能单纯以对人身体是否有害为标准做判断。最后，二人所实施的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方法相当，危害了公共安全，造成了他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结合本案案情，笔者对第二种观点持赞同态度。通过对以上两种观点的简单梳理，能清楚地看到本案焦点问题大多分布在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任某某、王某某在主观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失；二是任某某、王某某投放“鱼藤酮”的行为有没有了与放火、决水、爆炸及投放危险物质等方法相当的危害性；三是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公共安全。

  任某某、王某某在主观上具有犯罪过失。本案中，任王二人基于从河里捞鱼食用的目的，从某农资配送中心购买“鱼藤酮”，并倒入河道中，其在主观上并不具有犯罪的故意，但二人对“鱼藤酮”能够致鱼死亡以及河水的流动性却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当二人决定往河道中倾倒“鱼藤酮”时，应当认识到其行为会对河流下游生存的水生动物同样导致非常严重危害。事实上，任某某一次性往河道中倒入了20瓶“鱼藤酮”（每瓶280ml），投放农药数量较大，故有理由认为任王二人在主观上存在犯罪过失，且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在上述第一种观点中，因无法预知是否会有养殖场使用河水，便认为任王二人不存在相应的注意义务则是片面的，因为即使没有养殖场使用河水进行养殖，但在河水中生存的水生动物却始终存在，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公民都应尽到的职责，任王二人具有对其行为会造成其初始目的以外损失的注意义务。

  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及投放危险物质等方法相当的危害性。由于向河水中投放“鱼藤酮”毒鱼后食用，在当地都会存在。因此，对本案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鱼藤酮”毒死的鱼能够食用，对人体不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么就应当认为任王二人的行为不具有与放火等方法的相当的危害性。对此，作者觉得对任王二人投放“鱼藤酮”行为危害性的考量应当采取多元化的标准。一方面，当地居民食用被“鱼藤酮”所毒死的鱼后无明显不适反应，仅仅是一种外在表现。事实上，食用毒鱼对人体仍有危害，只是伤害较小，长期、大量食用被“鱼藤酮”毒死的鱼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另一方面，“鱼藤酮”对水生动物有着致命的危害，本案中，任王二人在流动的河流中倒入大量的“鱼藤酮”，严重破坏了相关水域内的ECO稳定，给大面积水域内的水生动物带来了毁灭性杀害。不仅损害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还造成了冷水鱼养殖场上百万元的损失。因此，综合多方因素，作者觉得任王二人投放“鱼藤酮”的行为已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及投放危险物质等方法相当的危害性。

  任某某、王某某的行为在客体上侵害了公共安全。准确认定任某某、王某某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区分本案是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关键。从表面上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47条第1款之规定，“使用农药，应当符合国家相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29条第2款之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产品标签规定的剂量、防治对象、使用方法、施药适期、需要注意的几点施用农药，不得随意改变”，任王二人的毒鱼行为在客体上已侵犯国家防治环境污染的管理制度。但从更深层次来分析，其二人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在本质侵犯的却是公共安全，其侵害对象具有不特定性。由于本案中，被“鱼藤酮”所污染的河流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因此，其二人的毒鱼行为不仅对任何可能利用该河河水进行水产养殖者的财产利益带来了严重威胁，而且还对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潜在危害，事发后，许多人在河道里捞捡死鱼准备回家食用。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第11条也明确规定，严禁炸鱼、毒鱼、滥用电力捕鱼等严重损害水产资源的行为。因此，作者觉得，任王二人的行为已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造成了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其毒鱼行为符合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该罪罪名，追究其二人相应的刑事责任。

  2015年8月24日13时许，被告人任某某、王某某相约到A县乙镇桂河里游泳，途中任某某提议购买农药到河里毒鱼。王某某驾驶白色路虎越野车载任某某途径A县甲镇封银岩路段时，任某某在某农资配送中心购买农药“鱼藤酮”二件（每件20瓶，每瓶280ml）及酒精、洗衣粉、水桶，王某某驾车载任某某及上述物品来到S336A县乙镇洪家院村路段，任某某将其中一件“鱼藤酮”与酒精、洗衣粉混合后倒入桂河河道水坝的流水中，河水流经下游某冷水渔业养殖基地，将基地使用河水喂养的三文鱼、红鳟鱼等鱼类毒死19490公斤，经鉴定经济损失为1364300元。次日，被告人任某某、王某某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0月14日，被告人任某某、王某某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74万元，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本案被告人任某某、王某某以向河道内投放农药毒鱼的危险方法，因疏忽大意未能预见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致下游他人利用河水喂养的鱼类大量死亡，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016年4月27日，A县人民法院对二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具体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任某某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二、被告人王某某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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